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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涛谈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若干问题

2007-05-20  

编者按:2007年5月17日,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同志在全省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上发表讲话,分析了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十个关系,对当前形势下大学应该怎样秉承优秀文化传统、怎样培育大师和大学精神、把握怎样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向等进行了探讨,提出不能把大学办成“考试培训中心”,也不能办成“就业培训班”。讲话对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以及下一步的高等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讲话内容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关于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若干问题

这次全省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的重点是研究教学工作中如何落实内涵发展的有关问题,会议的主题、主要内容和主要的工作安排都体现在承祥同志的讲话中,会后高教处要组织印发学习。

这次会议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各高校之间交流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我对大家提交的每一篇交流材料都进行了认真阅读,读了以后很受启发,每个学校提交的材料各有特色,充分体现了我省高校这几年以来的教学改革、教学质量管理的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比如有的学校对“三学期制”的探索,有的学校的课程管理和课程建设的经验和做法,更多的学校特别是高职院校把就业和培养的关系作为主题进行探讨,比如探讨工学结合、工学交替、订单式培养、嵌入式培养、实习基地建设等问题,都做得非常好。建议大家会议期间和会后把这些材料认真地读一下,对有关问题可以和相关的学校有针对性地进行交流。会上还印发了课程改革项目成果的汇编,是我们省这些年教学改革成果的重要体现,也要认真地看一下,互相学习交流。

下面我就高校教学工作面临的一些问题与大家交换一下看法,这些看法远不是定论,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在以后的教学管理工作中思考和研究。

一、引领社会和服务社会的关系

去年4月在农大会议上,我把大学的功能概括为八个字:“引领社会,服务社会”。“服务社会”,大家讲得比较多,大学服务国家和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这一点没有疑义。但大学如何引领社会,我们思考得不够、做得也不够。服务社会是每一所大学应有的功能、应尽的责任,引领社会是否也是大学应有的功能、应尽的责任?我认为无论重点大学、普通大学还是高职学院,引领社会都是一项义不容辞的使命。将服务社会作为大学重要的职能,所有的高校都能认可,但是一说到引领社会,有些大学就重视不够、自信不足。诚然,引领社会要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思想,要通过大学自己的领先性成就引导社会进步与发展。但是,大学引领社会是体现在多方面的,不仅仅要靠科学发明、科学创造,还要靠大学精神、大学文化,要靠大学教师、学生的行为表现,这些都是大学引领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每一所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常说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对教师职责恰如其分的概括。现在许多师范院校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也很贴切地体现了大学教师和大学应有的一种社会责任,这应该是所有大学教师与大学生的职责所在。在当前社会上一些功利化、世俗化的倾向中,如何保持大学自己的精神和人格,如何用我们的文化与人格去引领社会,是所有大学的职责所在。现在市面上两类书很畅销:一类是各种潜规则的,怎么控制员工、怎么对付老板、怎么挣钱、怎么昧着良心做人、怎么掌握社会上的各种潜规则,专门弘扬人性中的另一面,奸诈、丑陋、功利等等;还有一类就是各种“快读”类、戏说类书籍,什么都可以快读,什么都能够戏说,专制主义体制下的封建帝王被塑造成“高大全”式的救世主。长此以往,对中国文化将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文化将向何处去?社会上的一些人可以不考虑,大学就不能不考虑!大学更不能随波逐流,也开什么“厚黑学”、“潜规则”的课!相反,大学要成为民族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要成为我们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望者。现在最常听到的抱怨就是“社会风气如此,我又如何?”当然,一个学校、一个教师和一个学生的努力是改变不了社会的,但若每个学校、每位教师、每个学生都去努力,情况就大不一样,大家共同努力的开端与基点仍然是每个人的努力。这儿,我无意苛求我们的师生不食人间烟火,去做中世纪的清教徒,但我们的大学必须要有一批传承文化的觉悟者,要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批志士,还有一部分人“虽不能行,心向往之”也是可以的,一个大学校园中,至少应该有一部分的老师、一部分的学生能够独善其身,能够拥有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的大学精神。

二、大学定位和大学特色的关系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讲大学要分层次办学,要明确定位,要有自己的办学特色。但是定位和特色有没有真正深入到每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之中?我想还有再讨论的必要。定位是要明确办哪一个层次的大学。大学不一定要“大”、也不一定非要办到博士授予单位,才称得上是高水平大学。我们之所以提出建设知名大学,而不讲建设高水平大学,更不讲建设一流大学,是因为一所大学的真正价值还是体现在办学特色上,体现在学校的知名度上,知名大学可以是不同层次的,高职院校办得好一样可以是全国知名乃至世界知名的大学。所以“知名大学”是比较恰当的提法,这应当是大学办学的一种追求。

定位明确之后,特色怎么体现?在同一定位中要办出不同的特色,在不同层次的定位中更要体现不同的特色。这就要求大学校长必须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今年5月9日《中国教育报》登载了一篇文章,讲《哪些因素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其中一条就是高校的办学特色,文章指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密西根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三所不同层次的工科类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与体系各不相同,特色鲜明。而在我国,不同层次的同类学校培养目标的趋同性很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都以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为最终培养目标,在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上的差别很不明显,这与我们长期统一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甚至教学内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现象不仅在工科院校如此,其他学校和学科的情况也基本相似。

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请有关同志帮我收集了一些有关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的资料,对比一看,文章中谈的问题在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比如会计专业,本科叫会计学,属于管理学的范畴,高职专科层次叫会计或会计电算化。某省本科的会计学专业有25个,高职的会计专业有22个,会计电算化专业有64个,主要分布在高职院校及部分本科院校,这三个专业共计111个。遗憾的是,这111个专业尽管分布在各个层次、各个类别的学校中,但在一些学校,从培养口径到课程设置都差不多,没有分出层次和特色。有一所高职院校的会计专业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电算化两个培养方向,但是在培养目标、培养规格的表述上,两个方向都没有多少差别。恐怕这种情况的存在不止一所学校。定位和特色到底应该怎么体现,各学校应该认真地讨论和论证,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和标语上。

三、改革、发展和常规工作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文化界曾经有过一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当时有一个不太恰当的认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守的因素太多,改革的因素太少。其实恰恰相反,在中国历史上,改革与创新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旋律,特别是近代以来,更是富有改革的冲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孙中山先生的变革到革命成功,一切都处在不断改革中。毛泽东曾说过“不破不立”,“破”是革命,也是改革。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改革的冲动和改革的愿望、为改革付出的精力,应该是世界之最。我们国家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到“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就是改革的伟大成果。对教育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教育教学领域如何看待改革与常态的关系,也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与思考的。

过去的改革给我们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规模、体制,还是结构与质量,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我们的常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我们的发展特别是学校内部的发展,在继续对影响教育未来发展的因素进行改革之外,工作重心应当逐步地转移到规范化、制度化、常规化建设上,形成科学发展的局面,以培植我们的学术规范、教学规范,形成各自的办学特色,真正提升办学内涵。我们并不是说不改革,而是说工作重心应该往常规工作上放,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改革最终的归宿和落脚点是我们自身的内在发展、是内涵。改革是手段,而不是全部。

四、大楼与大师的关系

大楼与大师的关系是个永恒的话题。传统的说法是:“大学,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也”,近年来许多人又提出,“没有大楼,大师到哪里住?”这种说法也很有道理,现代大学里不能没有大楼,不能没有基本的办学条件。但是作为大学校长,我们必须明白:办好一所大学,第一位的是大师,第二位的才是大楼。我们要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改善学校的硬件建设,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随着政府财政状况的不断好转,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会越来越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恰当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机制,仍然产生不出大师。当年,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很差,但培养出了杨振宁,培养出了一批大师。生物老师上课讲到鱼时,连一条鱼都提供不出,老师只好带着学生到饭馆里,要一条活鱼,先行解剖,再让饭馆做好,边吃边讲,讲到吃得只剩下鱼刺;西南联大在昆明期间,当地的茶馆也繁荣了,因为没有自修室、缺少图书馆、上课没有小课堂,老师就带着学生泡茶馆。现代国外的一些著名大学,校园环境和大楼未必比得上我们的一些大学,但他们的办学水平,学校中活跃着的大师确实是我们许多大学难以望其项背的。

现在的条件好,资料多,可学生为什么就做不出这样的成就呢?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呢?这很值得我们思考,大楼和大师到底是什么关系。大师要依托大楼,但更重要的是要依托大学精神。真正的学问家必须有独立的学术人格,不媚俗、不媚势、不媚财,如果整天热衷于评奖、拉关系,忙于东奔西走,是成不了大师的。

从近代教育史看,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一代又一代有志学子的主流追求,正是有了这种追求,无论是读书还是做学问,都具有了巨大的动力与空间。现在的大学校园中,可以划分出三个类型的读书群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个人兴趣而读书;为功名利禄而读书。三者是并存的,我们无法要求学生只能怎样,不能怎样,但我们必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读书观。在一所成功的大学中,必须要有一批学生坚定不移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也要有一批学生为个人兴趣而读书,两者结合是最好的。若矢志于学问,终毕生之力探索科学规律,也同样可圈可点。至于为功名利禄而读书者,任何时代,任何大学都大有人在,也无可厚非。我们要把握的是,这一部分学生不能成为大学的主流趋势,否则大学也将不成其为大学。

从学校的角度讲,如何创造适于大师、能够产生大师的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其重要性要在其他各项事务之上。这一问题,是一个系统的、长期性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但对于培养大师而言,关键有三点,第一,要不拘一格对人才,不能以学历、资历论人才优势,要看他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将来能够做什么?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能够把店员出身的华罗庚推上大学讲坛,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理由不广开才路,任人唯才。第二,要淡化对大学教师的身份称号的追加,把管理的重心放到学术成果与学术贡献上,没有必要让大学教师无休无止的追求一层又一层的身份称号,而应把全部的精力放到他们所热爱的学术事业上。第三,要给能够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学教师充足、开阔的空间,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五、量化考核和内在质量的关系

量化考核现在似乎很流行。很多事情不量化考核不行,但是都量化考核更不行。当科研和教学都用量化来考核的时候,科研和教学的活力和创造力也就大受影响了。学生应试,老师应考(核),大家都疲于奔命,这并不正常。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单位将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的字数作为晋升上一级职称的标准,后来,有所改进,以发表文章篇数和出版著作数量论英雄,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开始强调代表性成果,但是,在实际的评价过程中,还存在着过分量化的倾向,无论是发表成果还是项目立项,各种奖励,仍是多多益善,这实际上背离了学术研究的本来。而且,最终带来的状况可能会是学术泡沫,或是学术造假。量化考核在目前如果不能取消的话,能否变通一下,不搞绝对化和一刀切。给教师一个自由的学术空间,非常重要。现在高校里有些老师不考核也会拼命地投身学术事业,对于这样一部分愿意献身学术的人,能否为他们建立一个“特区”,建立一个“象牙塔”,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再来评价他。“士”是需要养的,古代尚且知道“养士”,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如果整天用考核的“鞭子”去督促,把他们变成功利的工具,是成就不了大师的。

六、教师、教材和课堂的关系

现在的文科教材越编越厚,面面俱到,教师照本宣科,学生划划重点,这并不恰当。大学课堂应当让教师有更多发挥的空间、让学生有更多思考的空间,因此教材应当薄下来,应当让教师无法照本宣科,学生无法划出重点。应当让学生更多地去依托图书馆、实验室学习,依托社会实践学习,否则就脱离了教材、教师的应有之意。现在个别高校出现了教材“逆淘汰”现象,自编教材中有一些低水平教材,甚至个别学校出现同一门课每一个教师各用一种教材的现象。如果一门教材只在本学校使用,不能走出校门,就没有出版的必要和价值。另外,教材也未必越新越好,经典教材也可以长期使用,比如文史哲教材,就不能盲目追新。

双语教学应该怎么考核、外语和专业是什么关系?都值得认真思考。现在大学英语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就是要把大学英语回归其本来的、应有的工具性,“能说够用”就可以了,不需要很多语言学的知识。大学英语走上了一条比较正常的道路了,我现在担心大学语文的教学,如果各学校各专业都要开大学语文,而仍然沿用旧式的教法与教材,有可能会重蹈大学英语的覆辙。人文素养不是哪一门课能提供的,要让学生去读书、读原著,让学生去讨论、去动手写。现在很多高校的图书馆成了学生的自修室,不是去借书、还书,学生都在那里写作业、看讲义、考研、应付各种考试,这很可怕,如果图书馆总是这样,那高校就成了“考试培训中心”。

关于课堂教学,很多教师讲现在学生多,没办法进行讨论式、互动式教学,我们说学生多是一个局限,但不是理由,多有多的办法。小班教学讨论式最佳组合是20人以下,但200人也能讨论,我们有的学校就是这样做的,比如有的学校的“两课”改革。“两课”是大课,但不搞大课教学,把200多名学生分组,学生通过社会实践、讨论、查资料等种种方式,让学生讨论、互动,结果这门课就很受欢迎,效果肯定比大课上老师照本宣科地讲好得多。聊城茌平县一个乡镇中学在校长带领下搞课堂教学改革,真的把课堂教学的秩序完全改变了。我在那里认真地呆了一天,感觉是那里的课堂好于我听过的许多大学课堂。教师讲一篇课文,孩子们都提前预习,老师也对下一次课堂内容作出提示,然后上课时孩子们或者跟读,或者到黑板前直接演示。他们的教室南面是窗户,另三面墙都是黑板,孩子们可以自由走动,一个班50多名学生充分讨论。这里面关键还是我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

七、学科专业和课程的关系

先看学科和专业的关系,学科和专业只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不是大小关系,有人认为学科是大的,专业是小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曾谈到课程体系的问题,他说“课程体系有两种,一是学科体系,二是专业体系。前者是以科学分类学为基础,后者是以研究对象领域为基础。由于在基础教育阶段,整个是以学科体系构成课程,因此在高等教育中,继续按学科体系施教是很自然的,这也构成了科学教育的基本体系。但各种工程创新任务都是分属于不同对象领域的,从学科来讲都是综合了多个不同学科的,例如飞机飞行的学科基础是空气动力学,但要设计制造一架飞机,要有力学、机械、材料、信息、控制等各个方面的知识,进一步还要有人机工程、生理适应等方面的考虑。因此,在高等工程教育中,如何从学科体系较快、较自然地转到专业体系是个重要问题。”

现在大家经常讲建设重点学科、建设示范性专业。去年农大会议上,我讲过,应该以课程为核心,课程是最基本的元素,也是最灵活的一个要素,专业是个不确定的因素,专业是由不同课程组合而成的。我们过去比较看重专业,今后应该同时把课程作为高等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基点、重要的单元来考虑,开出多少品牌课程、知名课程,这也是大学水平的重要体现。

大学的学科建设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我认为,落脚点应该落到课程建设上。这里有四个基点,第一,应以立足中国的文化为背景,教育和文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第二要和中学的课程相衔接,与高中课程改革相衔接。比如,高中课程改革,历史教材有3门必修课: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之外还有6个选修模块:近代社会及实践、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20世纪之战争与和平、世界文化遗产荟萃、中外历史人物评说、探索历史上的奥秘,这6个模块深度已经很深了,比如《探索历史上奥秘》模块,克里特岛希腊文明前期的米诺斯文明,所介绍的内容已经超过了大学历史讲到的内容了。所以,大学的课程如果不考虑高中的课程因素,不考虑高中教材的难易程度,那么,大学的课程就没法建设。现在有个问题是,大学课程与高中课程不接轨,大学老师讲了很多重复的内容,做了些无用功。第三是立足未来社会的发展,要关注未来,要有超前意识。第四是和国外的比较与借鉴。比如说,有人比较美国和英国的通识教育,美国通识教育比例比较大,宽口径,厚基础,给学生注入很多基础性东西,但英国的不同,大学的专业化色彩比较重。对此,国内就有争论,到底学谁?结论应该是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为什么美国通识教育比例大,因为他们中学基础不扎实,没学什么东西,要通过通识教育来补课,而英国中学教育比较扎实,进入大学就可以直接进入专业课学习。所以说,一个国家的教育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又必须立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

八、规范管理和个性发展的关系

规范管理非常有必要,目前高校教学管理越来越规范化,但关键是规范什么?规范管理只是个手段,对教学秩序应该是规范的。但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就不应该规范,应该提倡多元化、多样化。不要一搞管理就什么都规范,这样有失偏颇。

规范化所带来的标准化、格式化,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教考分离”,是有公正、客观的一面,但又必然带来一种现象,即老师必须用标准教材、标准答案,必须要教给学生一二三四五所谓的要点,那么,学生也必须按照一二三四五要点来学习,老师教死了,学生也学死了,师生都不敢有丝毫发挥与创新。这种机械的“教考分离”,扑灭了批判精神,扼杀了怀疑品质,窒息了想象力,禁锢了创造力。

老师和学生个性如何发挥,在当前规范化管理前提下,是个挑战性课题。当年,西南联大全体教授曾针对“规范”发布了一份“宣言”,颇为值得我们深思,“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我们提倡老师有自己的个性,同一门课,不同老师有不同讲法,同一个教材,不同老师有不同处理方法。我们提倡教师自己写讲义、教案,讲出自己的风格。老师的水平体现在讲义和教案上,而不是在教材上。教材对老师只是一个教学参考,只是一个底本,老师应该充分发挥,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到教学中,把科研成果、方法论贯穿到教学中。所以,应该大力提倡老师自编讲义,但未必都去出版教材。讲义经过多年不断积累完善,再去出版教材,这样的教材才是成熟的教材,才是融入了自己思想的教材。现在少数教材编编抄抄,剪刀加浆糊,缺少自己的东西,更奢谈个性了。

学生个性发展,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本身的个人素质和创造力,二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个性特质和不同的发展潜力。2005年钱学森先生在病榻上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大学用什么方式培养人才?是否存在着扼杀学生创新能力的问题?哈工大王树国校长曾经坦言:“我是研究机器人的,希望机器越来越像人,但作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像机器。”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有个性,有创造力,而不是成为标准件。

九、就学与就业的关系

提出就学与就业的问题,这里边有一个辨证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就业需求,另一方面,又不能“唯就业是从”。

高等教育发展到大众化阶段,基本任务是培养高素质劳动人才,不仅仅是培养社会精英。我们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由学历性教育向能力性教育的转化时期。就业能力成为高等教育办学的一个主要培养目标。因此,高等教育的价值也体现在能赋予学生什么样的就业能力上,而不是看能给予什么样的文凭。既然这样,大学的就学和就业应该是密切关联的两个方面,学校应该尽量创造条件,创造环境,调整专业结构、改变培养模式,尽量地缩短学生就学和就业之间的差距,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为学生的充分就业做好准备。尤其是高职院校和具备职业教育功能的本科院校,更应当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面向社会需求的一线人才为己任。

另一方面,作为大学,不能把“就业”绝对化。作为高等学府,大学是滋养人心田的地方,是给予人心智的场所,它的潜在功能应该更多地体现在为一个人今后一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普及化阶段,部分大学仍承担着精英教育的责任,更有部分专业就是培养从事基础研究或文化传承的人才,这类专业难以直接与就业挂上钩,而是要与社会长远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挂钩,因此,大学要正确处理好学生全面发展和就业的关系,不能把大学办成“就业培训班”。如果只为就业而办大学的话,大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十、教学和科研的关系

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是个老问题。教学和科研应该是互补、互相促进的关系。过去一些大学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在争论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后来有人总结出大学有三个主要任务:教学、科研、开发。如果就大学最根本的功能来说,可以肯定地说,第一就是教学。至于科研、开发和其他的是第几可以不讨论。大学第一就是教学,就是培养人才,否则就不叫大学了,就是研究机构或开发机构了,这一点无可争论。教授、教师的第一职责就是培养合格人才,理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

相对于教学而言,应该鼓励大学教师从事科研活动,承担国家和社会一些科研项目,一方面通过科研活动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增加国家的科学积累,促进科技进步,另一方面,还要用自己的科学研究来反哺教学。

在这里,我想再说一下到底什么叫科研?大学里,并不是人人都要搞科研,人人都能搞科研,也并不是发表几篇文章就是科研。科学作为“求知识”或“求智慧”活动,曾经长期属于哲学(后来是自然哲学)的探究范围,不与实用目的相关联。吴敬琏、范世涛有篇文章谈到:“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有效体制的关键在于以优先权竞争为核心的学术规范和激励机制。”就是说,只有参与优先权的竞争才是科研,否则就不是科研。现在很多科研鉴定都说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其实没有这一说。科研没有什么省内领先水平、国内领先水平,真正的科研,只有一个水平,那就是国际性最高水平。

建立优先权竞争为基础的科学共同体制度,必然要消除非学术因素对于科研的影响。对一个科学家或者说对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评价,就是看谁最先提出和发现了什么。真正能达到这一步,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作为大学老师,如何去搞科研,能否搞科研,是需要每个人认真把握的。我认为,一些学校的一些教师,能够教好学,做好本职工作就足矣。现在高校的全民科研并不符合科学规律,这与我们的培养体系,与我们对教师的评价体系有关,还要有一个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的过程。但作为老师,对自己的科研价值有个正确的判断也十分重要。

(摘自山东省教育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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